1953年，丹东火车站。一列闷罐车停稳，车门拉开，走下来的人穿着不合身的旧军装，面黄肌瘦，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为首的老兵快五十岁了，刚踏上站台的水泥地，两腿一软，扑通跪了下去，把脸死死贴在地上，整个人像筛糠一样抖。周围没人说话，只听见他压着嗓子，发出野兽一样的呜咽。 他们不是战俘。三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时军歌嘹亮，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三年后回来，却像一群无家可归的孤魂。 要弄明白这桩怪事，得回到1949年。四野里有三支部队特别扎眼——164师、166师、独立15师，几乎清一色朝鲜族官兵。他们的父辈很多是东北抗联的老底子，在长白山的林子里跟日本人周旋了十几年。 这些人从小啃高粱米、喝松花江水，嘴里说的汉语比朝鲜语还溜。辽沈战役打黑山阻击战，他们硬扛廖耀湘兵团三天三夜，阵地丢了抢回来，抢回来又丢了再抢回来，活活把敌人耗死。 延边来的猎户金大山，闭着眼睛趴在雪地里，能听出半里地外有几个人在喘气；吉林师范毕业的文书李哲，一支笔能写两种文字的战地通讯。他们骨子里早就把自己当成了这支队伍、这个新国家的一份子。 1950年，鸭绿江对岸打起来了。一纸命令下来，这几万朝鲜族官兵连同全部装备，整建制移交给朝鲜人民军。前后三个师，共三万七千余人，改编为人民军第5、第6、第7师团。 出发前很多人给家里写信，话都差不多：“去帮邻居打架，也是为了保卫咱们自己的家。打完就回来。”在他们看来，这事就像帮邻居修个院墙一样自然。 可是战争的这座桥上上去容易，下来难。 这些四野的老兵本就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在打仗的时候马上就被当成了自己的主力部队了。在166师改成第6团的时候，在方老虎的带领下，他们从三八线一路冲进去了汉城又杀到了洛东江畔，几乎打到朝鲜半岛最南端的全州，被授予了近卫师团的名字。 在伤心岭、汉城的攻坚战都是留下了他们血淋淋的身影，很多的人都被受伤然后致残，一个一个立下了大大小小的战功。 但是战争一完了，在等着他们的并不是勋章和安稳的日子了。这些朝鲜军政的高层大部分都是分成几股势力的：金日成为首的一群抗联派，还有一些苏联回来的人叫许嘉谊。还有从中国延安和四野过来的那一些叫“延安派”的人。 这都是因为这些长期在中国革命当中的官兵们治军队的思想以及成长的背景和当地的游击队的军官们的不一样，总是要受无形的猜忌也受到很多不同的排挤，在军队里头等级制度是特别严格的一个东西，当官的人吃了香喝了辣，而那些做兵的人有时候会挨打或者是被骂一下。 他们都是会记得四野的连长跟战士们一起啃冻土豆的事情，但是他们心里还是觉得很伤心的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兵，还有自己入到了苏联的党以后然后还被给强制换掉了原来的那个党的什么人啊。 日子就过得比较紧了，朝鲜那边打完仗都千疮百孔的，一般的老士兵们没有分到土地和口粮。有一袋米，一双胶鞋都要靠票去供应，伤残的人经常都是领不到足够的药来吃，有一些的人就想给自己的东北的朋友写信。 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写的信会被检查起来，还有一些是会怀疑这些所谓的通敌，他们都慢慢的就明白了，自己在这里不是那些英雄的归国的人，而是要被提防着“外来户”。 还有一点戳中他们的心里面的是他们的父母，妻子们还有爷爷留下的东西，在东北延边或者是丹东那边，他们隔江望到了可是经常就是不能团聚。 当初的时候奔赴朝鲜就是为了为了国际主义的情谊，可是一结束战争，他们得到了的不是公平的对待，也日日夜夜都是思念着自己的老家。 1956年初的时候，有一封特别的秘密的信被递到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了，那些信上写着就只有一点句话：“我们要回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头上面还有按了非常多的红色的手印。整整一万三千个人都在里面按下了手印。 与此同时，朝鲜内部的政治气候已经变了天。1950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罢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继被贬和被捕。1953年8月，南方派首脑朴宪永被判处死刑；莫斯科派人物许哥儿被迫自杀。 1956年“八月宗派事件”后，延安派和苏联派遭到大规模清洗，金日成在随后一年中清洗了约一万人，其中约六千人被处死，连方虎山也在1959年被作为“反党宗派分子”开除出党，从此生死下落不明。 1953年这批老兵的请愿归国，其实是这场大清洗到来之前，风起于青萍之末的一次集体预感。 归国的诉求起初并不顺利。朝鲜方面不愿放行，双方经过多轮外交协商。请愿书一页页按满红手印，有人写下“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愿死在中国”。中国方面派员赴朝接洽，逐人核对籍贯、土地、亲属关系。 1953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指示：凡1949年10月1日前在中国境内长期居住、在农村已分得土地房屋或在城市中已安家立业的朝鲜族同胞，一律授予中国国籍。 从1953年末到1957年，一万三千余名功勋老兵分批从朝鲜新义州、清津等口岸出发，跨过鸭绿江、图们江，重新踏上了阔别数年的华夏土地。 国内早已出台完善安置政策，